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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演出《康梁》重新认识康梁这两个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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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2.24 作者：天桥艺术中心网站管理员 点击：167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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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推话剧演出《康有为与梁启超》（又名《康梁》），自2014年7月首演以来，至今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全国12省（市）的20座城市巡演80多场，入选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和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在各地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康梁”热。
广东向来不是话剧重镇，编剧李新华名不见经传，2011年他写成话剧演出《康梁》剧本，在全省的剧本选拔中脱颖而出，被评定为两部“省重点剧本”之一，并于2014年获第21届曹禺剧本奖提名。一部没有名导、名角、名编的话剧，一部在表现形式上并不追求出新的戏剧，一部严肃历史题材的正剧，为什么能够得到各地观众的认可与共鸣？为什么能够在“恶搞有理，庸俗无罪”的当下话剧舞台上立住了脚跟，继而突围而出？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主创尤其是编剧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把人物情感作为全剧的贯穿线，把清末民初的重大历史事件附丽康梁身上，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康梁、解读康梁。因此我认为，话剧演出《康梁》首先是出情感戏，然后才是部历史剧。
话剧演出《康梁》以今天的视角，观照百年前的历史，让台下的观众重新认识康梁这两个历史人物，思考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在以往的很多涉及康梁的文艺作品里，大都只谈这对师徒如何并肩战斗，如何为推动变法殚精竭虑、披肝沥胆，而未见有人敢把康梁放在矛盾的对立面。在话剧《康梁》里，除了写康梁的变法，更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写他们师徒之间的矛盾、冲突，直至决裂。梁启超一句惊世骇俗的“世有康梁，再无康党”，成为全剧最重要的亮点，是话剧演出《康梁》的最独到之处。文艺创作重在发现，而在这部戏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者至少有三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尖锐的思想矛盾是康梁师徒不可调和的矛盾。老舍说：“写戏须先找矛盾冲突，矛盾越尖锐，才越会有戏。”戊戌年间，康梁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基础就是变法图强，就是家国情怀。但最后两人分道扬镳，也是思想产生了尖锐矛盾所致。康梁的组合，是一对世纪的组合，一对惊世骇俗的组合，他们互为影响，互为作用。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走的不过是读书科举当官的老路。同样地，如果没有梁启超，康有为也不可能在风雨飘摇的清末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早年的康门弟子数以千计，后期的保皇会会员数以万计，唯独作为学生的梁启超与乃师并称“康梁”。由此可见，“康梁”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一百多年前，“康梁”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风向标。
1890年秋，年方十八的广东新科举人梁启超，听说从京师落第而归的老秀才康有为正在万木草堂讲学，于是前去“讨教”，其实是要去踢馆。却不料，康先生一席“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话语，让梁举人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于是“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读着梁启超《三十自述》这篇文章，仿佛是在看一出好戏。而让梁举人“舍去旧学”的，正是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的余威，以及酝酿下一次上书的蓄势。在康有为凛凛家国情怀的感召之下，同样具有“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少年梁启超，除了叩头拜师，还能做些什么呢？话剧《康梁》的第一场《拜师》，生动地把这一幕搬上了舞台。
然而，让康梁都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少年，师徒竟然成了“敌人”，各自在报刊发表文章互骂。康有为骂梁启超“鸱枭食母獍食父”，直接把梁启超比作食父食母的禽兽。而梁启超则回敬：“大言不惭之书生”。一对曾经情同父子的师徒，两个曾在戊戌年并肩战斗的男儿，因何事而至于此？原来，他们的思想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其时正值张勋复辟，康有为认为只有“保皇”才可保国，于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场闹剧。而梁启超则认为回头路根本走不通，复辟断无可能。正是因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不同理解，师徒最终走向决裂。由此可见，让康梁师徒走到一起的，是两人的家国情怀。让师徒走向分裂的，同样也是这种家国情怀。话剧演出《康梁》走进了人物的思想深处，令人信服地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展示了康梁师徒之间尖锐的思想矛盾。
第二个发现：性格矛盾是康梁师徒之间的又一大矛盾。康梁二人是师徒，又同为变法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当梁启超还没有强大的时候，这种矛盾是隐性的，是可以调和的。当梁启超强大起来后，这种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不可收拾。编剧李新华认为：写戏就是要写矛盾冲突，而最强烈、最不可改变的矛盾，就是人物之间的性格矛盾。
康有为的性格坚定、执著但又刚愎，最后变成“保皇派”，实乃性格使然。他曾经说过：“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三十岁时的康有为，已经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在动笔写《孔子改制考》。正是这“一书两考”，让年方三十的康有为声名鹊起。对于当时仍在研习八股、埋头训诂的万千学子来说，康有为是何等的先进！因此，康有为可以大声地说“吾学三十岁已成”。但在清末民初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狂飙中，康有为很快就落后于时代了。
而梁启超则睿智、清醒，善于接受新事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的“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他与乃师的最大区别：“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一个固守、停留在三十岁，一个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如此师徒，最终能不走向分裂？如此师徒，放在舞台不就是一台好戏？作者抓住了康梁师徒的性格矛盾，这部戏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第三个发现：“变法不能停”是历史与现实的最好观照。戊戌年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连续发表文章呼吁变法，其中《变法通议》指出：“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由此可以看出，变法是梁启超的一贯思想。在剧中，作者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设计了“变法不能停”的台词，并在剧中多次重复和加强，使之成为了全剧的灵魂，成为了梁启超终生践行的思想行动线。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化改革、全面改革已经成为全党上下、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这何尝不也是当年康梁们的追求与梦想？一百多年前康梁对变革的孜孜以求，让今天的人们依然感怀于心。舞台上“变法不能停”的疾呼，与当下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互为呼应，与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互为呼应，是历史与现实的最好观照。
辛亥鼎革以前，康梁形象无疑是正面的、强大的。辛亥鼎革以后，康有为掉进“保皇”的历史泥淖，而梁启超追随了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康梁的这段后史一直被人诟病。然而，当观众真正进入了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内心，对他们的选择或许就有了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康梁都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爱这个国家，去救这个民族。在最后一场戏里，师徒有一段灵魂对话，对“一个如朝阳般的少年中国”有了共同的期许，这或许就是康梁师徒的中国梦，也是百十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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