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喜剧都是使人发笑的，使人感到人性的可笑，行为的乖谬和愚蠢。

我说《北京人》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至于说到这个戏的调子沉闷一些，忧郁一些，这是我对那个时代的感觉。那个时候死气沉沉，这样写比较贴切。

《北京人》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我说还是从人物那里来的。一切戏剧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心理和行为。

这个戏中的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影子，如曾皓，我就见过一个很有学问的教授，和一个青年女子有某种感情上的来往，实际上是剥削别人的感情。我对此深有所感。我从他的灵魂深处构思出了曾皓。他的故事并不长，也不热闹。

同时我也见过一些年龄大还没有嫁出去的女孩子寄居在姨父家里，她们当然不像愫方那样，但有几分相似。

曾皓的家也有出处，我考清华大学之前，寄居在一个姓于的大家里，他的房子很多，一个套院一个套院的。他继承了祖父的家产，曾经很有钱，当时已经败落了。不过他还有包车，偶尔也上馆子吃饭。到了晚上，他家的少爷、小姐们抽鸦片、赌博。他们把家中贵重的古董都拿出去变卖，这对我的印象很深。

这些少爷中就有曾文清的影子，他懒得要死，整天没有事做，不过没有曾文清那么风雅。我还有一个活的曾文清的影子，就是我的哥哥。他也抽鸦片，没有曾文清儒雅。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有一次一脚把我哥哥的腿踢断了。我哥哥就出走，从天津到哈尔滨，过了一个冬天，他又回来了，但不敢进家。后来母亲托人把他弄回来。他回家后，我的父亲不和他说话。有一天我父亲在楼下看见我哥哥在抽鸦片，他向我哥哥跪下来，对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父亲，我求你再也别抽鸦片了。”我父亲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北京人》中写曾皓跪下来求曾文清不要抽鸦片，就是根据这样一件真事构思的。

愫方在剧中是一个重要人物，我是用了极大的精力写她的，可以说是根据我的爱人方瑞的个性写的，她在十年动乱中逝世。回忆起写这个人物，也可以说是对她的纪念。我的已逝的爱人是安徽名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几代重孙女，会写一手好字，会画画，很文静，跟我守了一生。她的文静很像愫方，不过没有愫方坚强、忍耐的一面；也没有愫方那么不可言传的痛苦。当然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迫害我，她也和我一起受苦。她就死了。愫方的“方”是我已逝的爱人方瑞母亲家的姓，她也可以说是方苞的后代，“愫”是她母亲的名字“方素悌”中的“愫”。我确实是想着她而写“愫方”的。我把她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来写。当然她的家庭和愫方完全不一样，她父亲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夫，妹妹是一个很进步的学生。

曹禺与方瑞

我们写剧本一定要有真情实感，总是会有一个地方使你激动，让你产生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于是你就把许多事情集中和贯串在一起。创作不是照猫画虎，把见过的东西如实写出来，即使是写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左拉，也不是这样，否则就是照像，而不是绘画了。创作要有想象、联想和幻想，所谓结构不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补贴和拼凑，要把活生生的人物放在具体的天地和环境中去思想和行动。

《北京人》中的人物江泰是根据我在抗战时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遇到的一个法国留学生作为原型而写出来的。这个法国留学生和他爱人住在老丈人的家里，是一个乐天派。别人都在抗日，他整天钓鱼，快活得很。每次见到我都东拉西扯，高兴极了。他不像江泰那样有满腹牢骚。我父亲还认识一个法国留学生，是研究科学的。在那个时代，搞科学是很不得志的，他不会做官，很失意，常常和我父亲穷聊。江泰这个人物就是取材于这些生活中的人，或者还包括我的某种幻想。

我们有时写东西，就是各种联想加上自己的幻想创造出人物来的。这些人物不是假托出来的，他们都像真人似的存在自己心里。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例如阿Q，鲁迅真正看见他了吗？还是他运用想象，在真正的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种写作的本领，有时的确有些神秘，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笔下的人物是怎么活起来的。

思懿这个人物在生活中也有原型，这种人我见得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某个学校校长的夫人，嘴上很刻薄，但不是那么凶残。

剧中其他人物如瑞贞和曾霆也是我在生活中见到的人物。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哥哥三十六七岁，就有一对十七八岁的儿子和儿媳。我到过他们家，见到这年轻的夫妇，他们叫我叔叔。这对小夫妻并不相爱，女的经常回娘家，后来我听说一个自杀、一个病死了。我没有把瑞贞和曾霆写成这样，因为我不忍心这样写他们，那样写就太残忍了，我写瑞贞要挣扎出来。

关于剧中的声音效果的处理，我写剧本是很注意声音效果的。它帮助烘托气氛，增强特定环境的真实感。例如在城墙上吹号的声音，尤其是傍晚，乌鸦在天上飞，令人倍感凄凉。当我十岁时，父亲在宣化做官，带着我，每当傍晚，有个号兵在城墙上吹号，很单调。我听起来感到那么孤独，也许想到自己没有母亲，也许想到许多悲哀的事，让我那么悲伤。

我为什么要写《北京人》呢？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我当时常常看到周围的人，看他们苦着，扭曲着，在沉下去，百无聊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感到他们在旧社会中所感到的黑暗。我想好人应该活下去，要死的就快快地死吧，不要缠着还应该活下去的人。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关于《北京人》的写作——万方

在一篇文章里，我爸爸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当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的时候，他对中学生们又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创作《北京人》，我爸爸是在践行他人生这一最大的感悟。怎么能相信有纯粹的坏人或好人呢？全部的生活都在告诉他只有“人”这回事。他写的是人，他爱他们也恨他们，更可怜他们。

《北京人》里的一个个人物，一个个鲜活的灵魂，无论舞台上生活中，无论身前身后，无论过去现在，我们都会与他们相遇，在发现他们的同时再一次发现我们自己。